山西省阳泉市：“煤城”焕新颜 亮出“三张名片”

因此人民的议员就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代表，他们只不过是人民的办事员罢了。

但是，并不能就此否定或者消灭这些身份差异。人格平等与身份差异兼容的制度基础在近代西方社会中已经发现，其初步方法是加强对于强势身份的约束，对于弱势群体进行扶助。

如教会法将遗嘱改造成意志的一种，婚姻也被视为一项契约，是双方个人意志合意的产物。它是持久的模型，体制性的架构，是将程序保持在轨道内的坚硬的骨骼。因为此时发生作用的身份是消费者。1．人格平等为身份差异设置了限制 人人平等地享有人格尊严，设制了身份差异的底线。[xxvi]在某种意义上，生而平等 是一种信念，需要通过制度设计予以维护。

公平与更大的不平等共存的观点也通过观察到收入水平越来越取决于教育、贡献和能力等方面的水平这个事实得以证明。[lix] 生产队的低效率当然也包含了农业生产的低附加值。此外，在现代政治的语境下，他将政治（political）与民主（democracy）等同，并通过强调以政党为枢纽的公共理性和权力平衡的制度化来实现针对每个公民的平等的关注与尊重。

美国司法的变性或越位被美国人民容忍（司法能动主义并无宪法上的成文根据），表明了美国民主文化和理性文化的深度融合。不过，这是共和主义宪法理论家们的普遍困境，也是政治宪政主义者试图另辟蹊径时始终需要回应并回答的核心问题。[27] 《两种自由概念》（Two Concepts of Liberty）是以赛亚·伯林在1958年10月31日在牛津大学进行的就职演说，该文随后被作为57页的单行本发表，也被收入伯林的《四论自由》（Four Essays on Liberty）一书中，中文版本参见胡传胜的译本《自由论》，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贝拉米概括了权利论者所主张的权利的三个层次：人格尊严（正义）、法治（连续性）和民主（公正），并认为他们企图以第一种权利压制后两种权利。

但这远没有终结，因为作者在该书中只是通过理想类型的方法对法律宪政主义和政治宪政主义分别进行了证伪和证立，提出了政治宪政主义的抽象逻辑结构（包含规范基础和制度形式），但并未触及具体的制度分析和重构。然而，贝拉米在前面已经证明了（更严格而言是假设了）权利冲突中不存在理性共识，因而通过司法理性回避政治决策的理性理由就不存在，即输出端口的司法优势不存在，而司法在输入端口上既不正当（legitimate），也无效率（effective），在政治上既不是代表，也不负责任[22]。

尽管如此，两种进路在共同面对中国宪政的转型命题时，却可以在政治理性的层面寻找到基本的理论默契。1、无支配的政治哲学背景与内涵 从自由的概念入手论证政治宪政主义的规范基础，无疑触及了自由主义版本的法律宪政主义的要害之处。二是，在解决政治社会的实质性分歧方面，政治过程比司法过程更加正当和有效。但这一运动的成果应主要解释为司法成就还是政治成就则存在争议。

二是对于识别并保护这些理性共识而言，司法过程比政治过程更加可靠。在民主文化与理性文化尚未成熟与融合的中国社会，民主的形式化和规范化建构可能要优于毫无依托的司法审查的变性或越位。那么不把它理解成污染源的话，就要把它理解为一个正在成熟当中的代表制[39]。从语义上讲，干涉是一种行为定义，表明个人自由的状态受到了外力的直接介入，而支配则是一种关系定义，表明个人自由处于外力可支配的关系之中，而并不一定包含实际的干涉。

关于是否采纳正式的司法审查制度，曾担任过德国宪法法院法官的著名法学家格林教授的观点更为可取：司法审查只是一种权宜之计，是否采纳司法审查是两种民主类型之间的选择问题。贝拉米的理论努力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是19世纪后期戴雪的工作的继续。

前三章的证伪工作是围绕权利冲突的性质展开的。然而，他是否充分观察到了在现代社会之复杂性与多样性的条件下，政党在服务于民主价值的同时是否可能压抑或阻断部分人或公民个体的民主表达，以致于他所谓的面向公民的平等的关注与尊重沦为空谈？非政党的社会团体乃至于公民个人在政治参与中的重要性是否应该被正视并获得制度支撑？决策是否应该进行不同领域和不同地域层次的区分，以便使政治参与更加适合于特定的决策需要？司法系统在政治决策中是否毫无作用空间？司法系统是否可以作为重大政治决策的适当参与者？行政过程的决策程序与政治宪政主义之间存在怎样的关联？政治宪政主义如何面对一个日益具有实质性的行政国家？[34]这些问题同样源自于贝拉米所谓的现代社会的复杂性与多样性，需要他所谓的常态政治宪政主义予以制度层面的回应。

因此，笔者主张采纳贝拉米的常态化立场，但需要包容、解释并试图规范中国具体而特定的政治宪法现象、问题、结构和制度框架。              内容摘要：基于对英国宪制之一元化民主传统的认同与重述，贝拉米教授在《政治宪政主义》中构想了一种常态政治下的政治宪政主义，以显著区别于欧陆及美国的相关政治宪法论述。引自施米特：《宪法学说》，刘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8页。[26] [法]邦雅曼·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阎克文、刘满贵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在1999年的《自由主义与多元主义》一书中，他更是针对自由主义的当代困境提出了多元主义的主张与方案[8]。这真正体现了贝拉米常态政治宪政主义的现实主义面向。

《行动自由与选择自由》（2003，中文版本参见刘训练编：《后伯林的自由观》，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因此，在政治性质突出的权利冲突案件中，美国司法的输入端口实际上已经被非正式地撑大了，出现了不同社会团体对司法过程的民主参与。

而积极自由则是一种肯定性的定义，要求道德和行动上的自主，这就必然与某种超越经验自我的预设自我相联系，而自由的目的不过在于实现这样一种具有同质化特征的预设自我，从而在政治实践上导引出积极的公民参与、公民教育和道德理想主义的国家建构（法国大革命乃至于社会主义革命即为适例）。这种寻找主要呈现为两种路径：一种是以北大法学院陈端洪教授为代表的、侧重欧陆公法思想传统的政治法学进路，其主要理论资源为卢梭、西耶斯和施米特，代表性学术成果为《宪治与主权》（2007）和《制宪权与根本法》（2010），其中尤以提出中国宪法之五大根本法的那篇论文[2]最为著名。

如果司法决策同时是一种司法民主决策，则贝拉米的严酷批评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被消解了。公共理性侧重决策的程序化视角，主张决策程序应容纳更多的反对团体和意见，通过一种公共化的理智过程达成暂时性的妥协，其中程序具有独立于特定结果的正当化价值。

关于佩迪特自由概念的建构过程，还可参考何涛：佩迪特‘无支配自由观的演变及其共和主义国家观的挑战，载《研究生法学》2009年第4期。[28] 这一不断修正的过程可以从佩迪特本人的理论著作的演进线索获得印证：《消极自由：自由主义的和共和主义的》（1993，中文版本参见应奇、刘训练编：《第三种自由》，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该章的主要任务是提供政治宪政主义的规范基础，具体而言主要包括：（1）无支配（non-domination）。无支配的自由观拥抱正当的政治，而不仅仅着眼于自由主义的合法性限制，这是一种再政治化的路径——贝拉米相信这一路径有利于实现对公民的平等的关注与尊重，有利于实现真正的政治平等。

多数决平等而无偏私地对待公民的不同观点。无论是常态政治宪政主义，还是非常态政治宪政主义，其理论成就最终受制于共和主义在与自由主义进行对话和挑战中所取得的理论进展和所达到了理论高度。

作者在该书结尾处申言：准确说出如何实践超出了本书的范围，但本书确实满怀希望地展现了为何我们需要采取这一路径，并表明了据以指导相关实践措施及其制度形式的原则规范。（2）无支配的理论后果：对政治开放 英国公法学家马丁·洛克林曾明言公法是复杂形式的政治话语，确实，每一套公法理论背后必然涉及作为支撑的特定政治理论。

二是将属于自由的形式排除出自由的范围，如无支配的干涉（符合民意和正当程序的国家法律的干涉）。共和主义持守的则是集体性自治的理想，依赖于公民德性。

然而，这一共和主义的路径在伦理性高度上并不低于他曾痛加批评的伦理自由主义。贝拉米的全部论述针对的是英国问题，视野基本上局限于英美之间的比较，部分涉及对欧陆公法思想的评介。权力平衡侧重竞争性和平面化维度，强调通过多元参与实现一种社会性的力量平衡，不同于宪法权力内部的分权（separation of powers）[30]。自由概念的理论建构需要借助核心语词，伯林使用的是无干涉，尽管其顺带建构了指向积极自由的自主,佩迪特则使用无支配。

每个人都平等地参与决策，不仅需要硬件上的制度程序，更关键的是软件上的公民美德。性质认知的差异将直接导致制度安排的差异。

如果火候掌握不当，则可能重启革命进程，因为制宪权就是主权的宪法化身，就是创造奇迹的那种力量，就是被标签化为人民意志和人民声音的那种特定化的显现。《共和主义的政治理论》（1997，中文版本参见应奇、刘训练编：《公民共和主义》，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

（3）关于权利的不同主张不仅仅是相反的，更是不可兼容和不可通约的。输出环节关注的是如何设计决策程序以便产出好的（good）或正确的（right）的决策，司法程序在这一环节占优，能够以理性对抗分歧各方对理性本身的偏离。